青海高原，解放前基本上是一个封建割据，闭关自守，同外界隔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在反动统治的残酷剥削压榨下，经济萧条，百业凋零。据1950年调查的税源资料显示，全省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解放前只有集中在省会西宁及附近交通沿线的1700多家工商业户，主要还都是些油坊、磨坊、皮坊、粉坊等关系群众生活的个体手工业。

在这样一个经济萧条，税源枯竭，尤其是在尚未摆脱奴隶制度，税捐完全由千百户和头人摊派、包纳，牧民群众只知用牲畜和畜产品向头人“纳贡”，不知“工商税收”为何物的偌大牧业区，推行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公平负担的新税制，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1949年9月青海解放后，陆续在西宁市和附近几个县接收或新建人民税收机构，工商税暂时沿用旧税制，收入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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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夏，600多名在“西北民大”接受过革命启蒙教育，风华正茂的毛头小伙，怀揣一颗报国之心，由三秦关中平原来到十分陌生的巴颜喀拉山--黄河、长江发源地的青海高原。我和其中40多人被分配到青海省税务局，奔赴农村、牧区，建立和充实人民税务机构。

1950年底，全省工商税收共176万元，这还是连同解放前因交通运输阻碍，多年积压、滞销，当年才运出省外的皮、毛、畜产品的工商各税总和，仅相当于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1.07%。边远牧业地区更是鞭长莫及，基本上处于新机构，无税收的状态。在贯彻民族政策作为首要任务的前提下，推进牧业区的税收工作，是当时青海税收中心工作任务之一。

1951年，初夏的一天，省税务局刘树林局长亲向我和同事方继兴交待任务：一是要将两箱全国统一印制和始发的货物税、营业税完税照、证，安全地押送到同仁县税务局交付使用；二是协助当地开展税收宣传，开辟税源，增加收入；三是搞好民族团结，务必取得当地民族代表人物对新税制的理解和协助。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俩当即向省局领导表态：不畏艰险，保证完成任务。

以藏传“热贡艺术”闻名遐迩的同仁县，在34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有5.4万多人，其中，藏族牧民占到66.8%，经济落后，解放前没有开展过工商税收。解放后新建的县税务局，仅有7名税收人员。除前不久省局派去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陈继光和1名部队转业战士外，其余都是在当地吸收的非税收专业人员。税收征管能覆盖到的地区只有保安乡和县城所在地的隆务镇两小块农业区，其他都是逐水草而居、流动放牧、唯头人之命是从、不知有国家、过着自给自足封闭生活的地方，是税务人员从未达到过的纯牧业区。

由于交通闭塞，上下级缺乏联系，县税务局局长——“藏族百户”年土呼·旦巴，此人受旧社会反动统治影响甚深，唯隆务寺活佛和藏族副县长马首是瞻，对人民政府和新税制心存疑虑，身在其位不谋其事，也从来不到西宁参加全省的税务工作会议，税收政令在当地难以贯通。我们此行的深远意义还在于沟通上下级关系，推动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统一税政，推行新税制。

同仁县府所在地隆务镇，距省会西宁310多里。50年代初期，车路不通，以马代步，至少要走1个多星期。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吃炒面，喝凉水，鞍马之苦不在话下，主要是路途不平静。尕老五等两股蒋马匪帮的残渣余孽、武装匪徒，经常出没在必经之路的荒山、峡谷、交通要隘，打劫行人，抢掠财物，袭击我党政干部。他们声称要宰掉“二转子”(指曾在旧社会任职，解放后被我留用的当地干部)，赶走“哇达拉”(指外来干部)。不久前，来西宁参加会议后返程的我化隆县税务局局长刘锦文、干部马生发、马星南就遭匪徒袭击，不幸遇害。

我和方继兴雇用3匹驮马(其中一匹专门驮运两箱票证)，同脚夫4人结伴上路。60里一马站，头天夜宿平安驿小镇，平坦路途，相安无事。第2天拂晓，按照当地老乡的经验，为躲避山峡早晨的瘴气，我们口嚼大蒜或不停地吸烟，拽着马尾巴，步行五六十里，翻越渺无人烟，氧气稀薄的拉杂山崎岖山路。时而酷日当头，灼热难挨，时而风雪迷漫，冻得哆嗦打颤。气候变化无常。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一路进发。

穿越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后，人、马都搭乘撒拉族汉子掌舵划行的野船，横渡波涛汹涌的黄河。这木船平时可以载三四十人，吃水深，全靠船家体力和经验。渡河当天，阴云密布，风大浪高，水流湍急。风声、水声和船家的号子声搅和在一起,吼声不断。谁知，虽经船家齐力搏斗，但逆水上行，载人、载货吃水很深的大木船，两次都未能越过激流中峰。舵手已是声音嘶哑、汗流浃背，划船的汉子也显出焦急的神情。经过再次搏斗,总算越过了中线，但顺流而下的大船却不听使唤，越过了对岸码头，被冲出四五十里外的沙滩搁浅。船家、渡河旅客不管是否相识，都把马匹让给妇女和儿童，相互牵衣襟或挽着胳膊、拽着马尾，渡过水深没膝的急流险滩，艰难地到达彼岸。虽然艰险，总算没有翻船，值得庆幸。

当晚，到达茂伊时已是暮色朦胧，茂伊是农、牧业区分界，60里荒无人烟，土匪经常出没，是通往同仁县城唯一通道“尕冷口”峡谷的咽喉要道。村中三四十户撒拉族人家，除了四五家经营车马店，招揽客人住宿，听得懂也能稍微说些汉语外，其他的都说撒拉话。我和一个脚夫把四五家客店，都转了一圈，见里边住满了因畏惧匪患而滞留在当地的马帮和二三十个过境前往同仁的小商贩及行人。我们4个人也只好挤在店家临时为我们腾出的1间小屋。

我们的住宿虽有了着落，行程受阻却心急如焚。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行人，都不愿冒着和武装匪徒遭遇的危险上路，做无谓牺牲。何况，所带两箱全国通用空白税票如有闪失，政治上、经济上造成的损失将无法估量。大家叽叽喳喳，拿不出个好主意。重任在肩，只好留下老方同志1人照看票证，而我则单骑返回循化县城，通过驻军电台向省局发报求援。三天以后，我才接到省局通知，同仁县公安局将派武装干警前来茂伊村至同仁县的峡谷口接应我们。

清晨，我们从茂伊村出发进入峡谷时，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前来接应的20多名公安武装干警一路护送着我们，他们配备两挺机枪，一半人走在山脊，一半人在前引路，时不时地发射一梭子弹进行火力侦察，牵马走在谷底，我们依然神情紧张，百倍警惕，悄然无声，唯恐惊动了什么。一阵阴云过后，阵雨夹雪，劈头盖脸地下了起来，大家湿透了衣衫。所幸风雨过后又是酷日高悬，缓解刚才的寒冷。

午后，就地休息，人吃干粮马喂料。我们拣来一些干树枝生起篝火，正在烘烤湿气腾腾的衣服时，“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草地的安静。人们忽地一下子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嗒嗒嗒……”，在山梁上休息的公安战士一梭子子弹射向空旷的山谷作为回应，气氛顿时格外紧张。是不是有了情况?人们一时乱糟糟，下意识地往一堆儿挤的同时，惊恐的目光，四下张望。初次遇到险情，我也心跳得几乎提到了嗓子眼上，手足无措，赶忙拉住了驮票证箱子的驮马。

“大家不要乱，听我们指挥!赶快熄火，收拾东西，跟着我们的同志往前走，中间不要停"，一位公安干警说道。看到护送干警沉着的态度，大家惊慌的情绪稳定得多了。按照公安干警的安排，把驮着票证木箱的马匹放在靠近先头警察队伍的行列，我和老方则一前一后牵着马匹，顺着沟底羊肠小道和大家一起警觉地前进。以后的行程，所幸再未出现异常。不久，派去侦察的战士回来汇报，刚才的骚动原来是牧民在鸣枪赶走袭击羊群的饿狼，大家虚惊一场。

这一趟，预计七八天的路程，却走了十几天，好在有惊无险，安全到达目的地,交割了票证，我们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到达同仁县后，先是听取县局同志汇报，实际考察、参与、研究开展工作，尔后向县委汇报此行目的。县委书记杜华安对税收工作十分重视，在召开的县第二届人民代表会上，专门安排我和方继兴作为省上派来的委员列席会议，和藏族代表人物同堂议事，宣传讨论税收问题。经过直接交锋，我们费了不少口舌，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到会的活佛、千百户、头人等代表，做出了承诺，同意税务人员进入牧区、串帐房(帐篷)进行税收宣传；废除旧的摊派包税制，按照国家统一政策征税；民族头人(也是政府官员)带头纳税并在自己的辖管区，保护征税人员安全，协助完成税收任务。从此打破了千百年来牧区群众从不接触税务人员和不直接向国家缴税的习惯。

在同仁县协助工作期间，我们经常和旦巴局长在一起学习藏话，用半通不通的汉、藏两种语言和手势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税收政策，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局长职权。遇事磋商，充分听取意见，出主意协调各方面关系。一个多月时间相处，我们诚恳相对，关系融洽。在我俩多次劝说、动员，以性命担保其来去绝对安全的保证下，我们又陪同旦巴局长到西宁参加了省二届税务工作会议，取得了少数民族干部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信任和税收工作的支持。

从此，同仁县的税收，在本民族干部的协调下，打通了过节，税务人员深入牧区流动稽查，皮、毛等畜产品和应税牲畜的货物税、营业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以及城市工商业税收全面铺开。1951年和1952年该县工商税收分别达到8.1万元和11.8万元，是1950年实收的3.68倍和5.36倍。在全省普遍增长的工商税收中所占比重也分别提高到1.87%和1.96%，并为在少数民族聚集的牧业区推进税收工作，初步摸索出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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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人：崔元勋，男，1930年2月出生，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50年参加税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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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天津市